引言
Papadopoulos、Stephenson和Tsianos写道（2008年著，第202页）：“要谈移民自主性，就要按照字面意思，把移民理解成一种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对经济和社会疾病的反应……当然，移民自主性理论并非把移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孤立开来，恰恰相反，是把移民理解成这些结构内的一种创造力。”他们补充道，要涉及移民自主性这个话题，需要有“与众不同的识别力”，在笔者看来就是于众不同的审视方式，即在审视移民运动和冲突时，重点关注移民主体的实践、欲望、期望和行为。其中，牢记移民主体实践和行为的矛盾性，所以并不意味着把移民浪漫化。在移民这种社会运动中，会形成新的支配和剥削机制，也会发生新的自由和平等实践。移民自主性这一理论是关于“流动政治”的观点，强调实际构成这一领域的斗争和冲突中的主观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本书编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话，移民自主性理论显示出，“控制政治”得向超出（重新）划定边界问题这一框架的“移民政治”做出妥协。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对非正规化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时，不再将其视为由国家和法律进行单边排斥和支配的过程，而是视为紧张、冲突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的主体运动和斗争是一个积极性和基础性的因素。
对于移民的运动和斗争，主流观点通常提到公民权，认为移民想要成为公民，而移民自主性理论所看到的却是这一事实，即有证移民和无证移民的作为都跟公民一样，并强调他们已经是公民（Bojadžijev – S. Karakayali 2007年著，第205页）。由此，我们对公民权的概念与主流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核心关注点是移民融入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框架，而我们强调的则是从法律意义上尚未成为公民的主体，他们的实践和要求与公民权法律框架变迁之间的关联，从而得以根据公民权这一“变化中的制度”（Balibar 2001年著；Isin 2002年和2009年著；Mezzadra 2004年著）的论述，把非正规移民运动和斗争加以概念化。但在这方面，笔者的观点和Papadopoulos、Stephenson和Tsianos（2008年，即第206页）不甚相同，认为应该根据人口流动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在此框架下对移民自主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绝非把“流动主观性缩小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观性”（Papadopoulos、Stephenson、Tsianos 2008年著，第207页），而是强调移民具体经历中的紧张和冲突，并把移民自主性理论置于对资本主义主体性的产生进行分析的这一背景下。本文正是从资本主义的主观性的产生这一角度，分析当代关于移民各种争论的利益攸关问题——从所谓的“新移民经济学”到融合、公民权和民主的概念，以便勾勒出移民自主性的轮廓。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当今非正规移民是一种引起歧义的身份，已经成为围绕着资本和移民所展开的社会斗争中一个主要的政治利害问题。
还需要补充几段序言，以事先界定好本文的范围和总论点。首先要强调的是，本文的论点是基于对一个具有限定性条件的西欧的研究和政治经验进行论证的。虽然笔者在文中会引用其它政治、社会背景下（美国到中国）的资料进行探讨，但不主张移民自主性理论适用于“全球”范围。尽管西欧本身已经是一个人为化的架构（仅就意大利、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而言，其移民历史和和景况就大不相同），但显然，仅仅考虑中欧和东欧，就需要把后文中的理论框架进行大幅度的完善和调整。毋庸赘言，如果要考虑东南亚或中东等其它移民和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更是如此。虽然笔者认为，确实有必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准确把握当代全球移民情况的分析框架，也将在未来努力朝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移民自主性理论，但同时也很清楚的认识到本文的“定位”所在。不过，笔者要补充的是，在进行移民研究时，笔者努力谨记由某些事实产生的局限性和误区，正如John Chalcraft在其关于黎巴嫩国内叙利亚劳工移民的重要论文的引言中所说，关于移民的批判性争论“在向欧洲或其前殖民地移民运动的背景下几乎总是被设法解决”（Chalcraft 2007年著，第27页）。笔者还同意他的另一个看法，即把其它移民历史和经验特别是南南移民考虑进来是大有益处的，不仅是因为其本身，更在于这样能够对我们分析欧洲和“西方”移民的方式提出质疑，从而锻炼我们的审视方法，开阔审视的眼界。
Chalcraft的话特别重要，首先他所提到的辩论涉及的是两个各走极端的观点，一边是以‘剥削’为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移民进行考虑，另一边是文化研究理论家提出的较为积极的观点，即强调移民的能动性和混杂性对‘基础主义元叙述’和‘自我和他人简单二元观’所造成的动摇作用。这就引出笔者的第二段序言：移民自主性理论很容易会被（错误）理解成论述Chalcraft所说的第二种观点，而实际上本理论论述的是对剥削现实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性理解。当然其中引用了文化研究的许多见解，但是同时也强调了所试图把握的状况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模糊性。Chalcraft关于黎巴嫩国内叙利亚劳工移民的话也适用于欧洲，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即：‘混杂性、跨境性和能动性【可以】联系到甚至推动两极分化、等级、异化和商品化’（Chalcraft 2007年著，第46页标记处）。同时，移民自主性理论和“经济学主义”观点有着根本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活的劳动力的主观性是资本关系的建构性和反抗性元素，而这一观点在传统和‘客观主义马克思著作中被轻易遗忘了。此外，剥削一直是而且现在更加是一种社会进程，因此眼光不能局限于生产，而要看到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构造。从这一观点出发，必须沿着整个移民过程和经历追溯对移民的剥削，而其中总会面临移民的能动性，即可能性条件和产生争辩的物质基础。正如笔者在前面所强调的那样，本文所论述的移民自主性理论，其核心正是这种能动性即移民主体性的产生这一充满争辩和矛盾的领域。
除了Chalcraft所提到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外，近年来“公民权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论著也有助于理解“流动政治”中的政治利害问题。在下文中，笔者将涉及一些这方面的论著（Étienne Balibar、Engin Isin）以及Jacques Rancière和Bonnie Honig等学者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著作。强调公民权和民主的‘激进主义’层面是旨在从政治意义上把握移民挑战性的一个重要理论，但笔者认为这些理论方法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充分）把公民权和民主分析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相联系。不仅需要详细分析“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分离社会公民权的，还需要对笔者上文所述的相应的主观性的产生进行认真描述，也就是说，构成当代活劳动力的各种主观地位、身份和状况。笔者将试图揭示，移民在这个构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也应该从这一观点加以研究（Hardt – Negri 2009年著，第134页）。另外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对非正规移民做出批判性分析。虽然批判性的公民权研究已经对挑战公民和外国人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起到了很大的贡献，使外来人、外人、外国人的能动性起积极作用，但是从历史和理论的意义上讲，公民权的论述正是基于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而且在公民权的论述之中也不容易避开这一区别。许多关于从公民权角度出发对移民运动和斗争进行的研究，关注于无证者（sans-papiers）或者“非法”和非正规移民这些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的主体，这不是偶然的。虽然这些研究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但是只专注于非正规移民的斗争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即“正规”移民也在同样的控制制度所造成的状况下生活和斗争，而正是这种控制制度既产生了等级化且通常种族化的公民权体制（这正是2005年法国郊区骚乱中造反者们的攻击目标）及“非正规”现象。把公民权方法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结合起来，就可以突出这一过程的连贯性，并且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非正规移民”。笔者在下文中将把资本主义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暂置一旁，对此进行论述。
移民、资本主义和抑制流动性
移民和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复杂的主题。这一标题下的一系列历史和理论问题已经足以让人头晕眼花。因此，让我们先规定本文论述内容的界线。笔者将在关于历史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流动的一系列研究所勾勒出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参阅：Moulier Boutang 1998年著；Steinfeld 2001年著；Mezzadra 2006年著，第2章；Van der Linden 2008年著）。这些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下，存在着结构性紧张对立的两面，一面是个体实践的总体，即劳动力流动性的自我表达——这应被理解成对资本主义不断颠覆社会结构的一种恰当反应；而另一面则是资本试图通过国家的基础中介功能对劳动力施加“专制性”的控制。自从英国开始圈地运动使当地农村人口流动，自从第一艘奴隶船穿越大西洋开始，关于人口流动的斗争就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而“流动政治”和“控制政治”的摩擦就是其核心。这些紧张对立和斗争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复合机制，即对劳动力流动、相应主体性的具体形式——各种欲望、习惯、生活方式的抑制和包容（参阅，Read 2003年著，特别是第1章）。按照这一复合机制，流动过度是移民政策和斗争的主要利害问题——资本试图通过国家及其它政治监管机构，按照自己的利益准则，对其加以削减，即剥削。从另一方面看，移民斗争就是在这个由流动过度这一时刻的转变，在一定抵抗和组织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在此，再次引用John Chalcraft关于黎巴嫩国内叙利亚劳工移民的文章，‘体系要求能动性这一事实意味着，在破裂和不稳定的背景下，必须对能动性进行重新表述以应对系统积累’（Chalcraft 2007年著，第47页）。
从这一点讲，移民是批判性理解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领域：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离不开移民。而试图控制移民（即抑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构成中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移民制度在劳工运动和斗争的压力下不断重塑，提供了一个角度，由此可以重现劳动力对资本的复杂隶属形式：而这一角度是具有范例性及与之相当的具体性，因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虽然具体影响的是移民劳工的偏好，但影响却扩大到整个劳动力关系。因此，对现有移民制度进行批判性分析就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藉此可以审视当代的种种转化，笔者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将其称之为阶级构成（Mezzadra 2009年著）。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劳动力的‘不稳定性’（precarity）日益显著的历史形势下，非正规移民的运动和斗争以及对其进行的政治控制——即针对非正规移民的政治——变得尤为重要。毋庸多言，现代总有一些移民在“非正规”状况下生存。1973年石油危机和福特主义危机后，由于移民政策做出重大改变（Wihtol de Wenden 1988年著；Suárez-Navaz 2007年著，第23页），“非法”和“非正规”移民才作为法律概念以及控制政策和公共论述的具体目标变得突出。
西德（1973年11月）以及其它北欧国家纷纷禁止招收外籍工人，象征着代表塑造了战后西欧移民政策和面貌的“客工”计划和模式宣告结束。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团聚和避难成为了合法进入欧洲的必由之路，而移民活动持续进行却不受新的法定条件的影响。这种自发的移民动态也应该置于“客工”时代末期激进（常为自发性的）移民工人斗争的框架下加以理解，而其中最突出、最具有戏剧性的就是1973年夏末科隆福特工厂的自发式罢工（Bojadžjev 2008年著，第157~160页）。1973年后，这些斗争和自发延续的移民活动证明了，客工计划背后的所谓“缓冲论”，即爆发经济危机时可以随时把移民劳工遣返回国从而把失业问题转移出去，存在着局限性。同时，尤其是（不限于）南欧国家采取对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以及保留大型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早期做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已经巩固了“非正规”移民的经济条件（提供廉价、灵活和顺从的劳动力），成为欧洲移民政策在之后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和针对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北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内也有类似的趋势，不过产生的条件有所不同。此后几十年间，大量的“非正规”、高度流动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各国通常采取默许态度，以加快跨国资本积累（Rosewarne 2001年著）。在此情况下，Anne McNevin（2006年著，第141页）写道，‘非正规移民以经济参与者的身份被纳入到政治社会之中，却没有作为自己人的地位，他们是本质上的外人’。对于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此背景下，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出现了安全化的做法和伎俩：流行论述和当局论述中把非正规移民描述成入侵者，因而会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而进一步限制非正规移民的空间和流动自由。虽然这里不对这一点进行论述，但是要了解当代流动人口政治的概况以及非正规移民的具体状况，务须谨记这一点（参阅本卷中Bigo的论文）。
正是由于这一政治格局的关系，我们这些分布在各个大陆、通常互无联系的人们在近年来试图发展出一种移民自主性理论（Moulier Boutang 1998年著；Mezzadra 2006年著；Mitropoulos 2007年著；Papadopoulos、Stephenson、Tsianos 2008年著；Bojadžjev、Karakayali 2008年著），以此公式来说明当代移民运动不可约性成为控制国际劳动力分配的供需“规律”、国家的管理政策以及自我表达在决定性的‘客观原因’之上的过度实践和主观需求。下文中笔者将试图进一步阐述并深化这一论点，显示移民自主性理论方法对于理解非正规移民能够提出哪些见解：从一方面说，强调流动（劳工）和控制之间的紧张对立，可以把非正规移民的状况放在构成整个移民范围的主观定位的统一体内加以审视。非正规移民的极度不稳定性是移民制度不断产生和重现的一系列特点的极端表现，这种移民制度也决定了正规移民和难民的生存状况。同时笔者将关注移民自主性理论方法所得出的一些特别重要的理论性政治后果：目前，把移民运动描述成可控制的“流动”存在着特别明显的危机，不管是‘考虑企业家的需求’还是‘着眼于移民的主观动机’（ Raimondi and Ricciardi 2004年著，特别是第11页）。现在这一危机对任何围绕着融合这一概念进行的移民政治都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一一般性批评与下文将要陈述的概念无关，本来泾渭分明的内外界线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而这个界线正是融合概念的逻辑前提。
新移民经济学
国际上的主流移民研究中，已经部分地承认移民自主性论点。比如，Stephen Castles和Mark J. Miller的经典著作《移民时代》（The Age of Migration），最近刚出了第三版，其中就写道：‘国际移民活动也可以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受政府政策影响……官方的政策常常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人们和政府塑造了国际移民活动。信息不完善、选择有限的个人、家庭和社群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和迁居的情况’（Castles和Miller 2003年著，第278页）。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模型（在经济学或人口学领域已告式微）把移民归为推和拉这两种‘客观’因素的联合作用，遭到严厉批评，已经少有人再直接提及。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则成为准则；‘移民体系’理论关注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密度，人类学家则对正在成型的新跨国社会空间进行了人种学方面的研究，在这些对行为和社会实践的诸多描述中，实际上就体现出了移民自主性（参阅Brettell和Hollifield 2000年著；Portes和DeWind 2008年著）。被称为“新移民经济学”（Massey等人1993年著；Portes 1997年著）的理论方法迅速成为国际讨论中新的正统学说，这一学说强调家庭和“社群”网络对确定移民进程各阶段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此外，它促进了对移民活动产生的漂泊空间和跨国空间内的“族群”企业进行一系列研究：在族群企业内，家庭和社群网络提供“社会资本”，代替大型跨国公司所需的金融资本（参阅，Jordan和Düvell 2003年著，第74页）。因此，要把握移民自主动态，就要把握跨国网络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战略概念。
笔者认为，要对在国际上得到肯定的这种“新正统学说”进行批评，就得从这一事实开始，即我们要充分理解社会融合理论的含义。这一理论中，有问题的不是‘融合’这一概念，而是把融合设为关键的概念性参照后，在此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对移民的审视方式。正如伟大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学家Abdelmalek Sayad（1999年）所说，这样通常会形成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所谓的（国家的）‘接纳社会’、其‘准则’和‘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处于镜中的移民。在融合概念的背后，阴魂不散的是民族主义方法论、‘本土人对移民的的观点’，这一点曾经被Nicholas De Genova在美国大加批判（2005年著，第2章）。而这面融合之镜中抹杀了‘流动政治’和‘控制政治’之间的紧张对立，‘新移民经济学’中也是如此。首先，这种移民研究的“新正统学说”——在北美公共论述中成型——最终是把移民当成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公民权制度（“族群承续”理论）特色之一的上层社会流动。在这个框架下，文学中浓墨重笔的排斥、诋毁和歧视过程成了资本主义（和公民权）的纯粹的副作用，对于融合准则概不质疑，但将其视为由移民活动不断重组和强化（稍后再讨论这一点）。其次，“新正统学说”抹杀了近些年来美国等地发生的、围绕着移民展开的、极大的革新了工会面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参阅Ness 2005年所著），而这些斗争在911事件之后加快了速度，以及2006年的大流动令人震惊的戏剧化表现（Coutin 2007年著；De Genova 2009年著）。从“新正统学说”的观点出发，这些斗争最多不过是获取商业公民权模式中的一些因变量罢了（Honig 2001年著，第81页）；而另一方面，在忽略包容/排斥辩证法（特别是“非法外籍人士”的地位）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以及按照民族和种族进行内部分级（产生了外籍公民的实例，参阅Ngai 2003年所著，特别是第5页至第9页以及Lowe 1996年所著）的情况下，北美的公民权从单方面说还是很全面的。
移民自主性论点需要根据这一背景进行重新界定和修正，一方面重申移民社会运动（主观层面贯穿着自主性和“过度”这两个元素）和活劳动的剥削之间存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移民自己的斗争（参阅Bojadžijev、Karakayali和Tsianos 2004年所著）。无论如何都要切记，这些斗争不仅贯穿于移民经历的全过程，而且是发展新“种族主义”理论的必要参考对象；在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中，移民不仅仅是“受害者”，更是能体现出革新式的抵抗和斗争实践的主体。还需要根据这些实践对种族主义的变形进行批判性研究（参阅Bojadžijev 2002年和2008年所著）。
然而，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移民很明显是空穴来风。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各国推行结构调整计划、20世纪6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注入、“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和传统农业的衰败（参阅，尤其是Sassen 1988年所著）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当代移民活动。移民自主性论点与对流浪生活的唯美辩解相距甚远，强调移民自主性、“固执”的实践和所处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Benz – Schwenken 2005年著）。同时，不仅仅是把对“结构性”进程的“宏观分析”和对移民主观方面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参阅Herrera Carassou 2006年所著）：突出上述所有“结构性”现象是当时对所谓“去殖民地化”时期的社会动乱和公民权需求的反应，同时还显示出移民活动在这一领域——也是一个战场——内所体现出的主观行为价值。根据James Rosenau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著，Nikos Papastergiardis （2000年）用乱流的概念来理解当代全球移民途径和方式的多样性，同时强调这些运动的相关变化具有不可预见性。从移民自主性理论的这一观点出发，这些乱流元素加剧了移民运动和“劳动力市场”与公民权制度的均衡状态（有序的运作和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结构上说，移民就意味对这些均衡状况造成过度：正是围绕着过度，急需对影响辐射至全体当代活劳动和整个公民权制度的剥削和支配机制不断进行重新定义。
管理移民，产生非正规现象
历史上和现在，移民制度都涉及到主权的主要特征，因为与对边界控制有关，区分公民和外国人，还要断定允许谁进入国境。当我们说到正在成形中的全球性移民管理制度时（参阅Düvell 2004年著），我们脑中浮现的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移民政府，而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各知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内互相矛盾而又断断续续的、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并对国家移民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知识体系、管理控制手段、技术“标准”和“能力建设”计划。因此，在过去二十年间国际政治和主权概念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对新生的全球移民制度进行批判性分析。国家主权和资本主义之间同时存在的结构关系和紧张对立，受到了全球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挑战和转移（ Fumagalli – Mezzadra 2010年编著）。虽然Saskia Sassen写道，主权‘仍然是系统属性’，但‘其制度介入以及合法化和吸收合法权力的能力，使法律的出发点变得不稳定’（Sassen 2006年著，第415页）。新的权力配置正在成形中，主权逻辑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性逻辑相互交织，根据风险估计和管理中立模式，把治理想像成平稳的说服过程，不带高压强制的色彩。就本文而言，务必谨记，‘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将其治理策略的对象视为‘自主性的角色’，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皆是如此（参阅Hindess 2005年所著）。
此外，主权的主体发生转变，变得混杂。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移民制度明确的例证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混杂、混合的主权行使制度（Hardt、Negri 2005年著，第3.5章），其定义和功能源于各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程度高，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证明自身的坚持）、欧盟等“后国家”形态、国际移民组织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等新兴国际角色的参与（Transit Migration 2007年著；Georgi 2007年著；Andrijasevic – Walters 2007年著）。当审视当代移民制度的战略位置，即边界时，更须谨记这一点（参阅Mezzadra – Nelson 2008年所著）。正如一名非常热衷于‘控制政治’的批评分析家在其近作中所强调的那样，跨境警察行动的增加只会“混淆传统意义上对内外划分的理解”（Bigo 2005年著）。在世界范围内的“边界景貌”中，同时通过审视‘控制政治’和‘流动政治’，我们可以发现极端差异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Rajaram、Grundy、Warr等2007年编著）。
近年来，一些评论学者对边界和难民收容所分析时，将其当作“例外主义”的场地，与之对应的是恢复主权的单一整体概念。虽然这种方法有助于阐述边界管制中渗透的暴力和武装统治，但其“预视灾祸的口吻”（Hardt、Negri 2009年著，第3至第8页；Balibar 2010年著，引言）可能会掩盖在愈加复杂、完善的权力和领土的集合内这种暴力和武力的结合事实。它还可能会冒险破坏移民每天对边界发出的挑战性运动和斗争，使边界成为‘法律和负面评论之地’（ Lowe 1996年著，第35页）。笔者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既关注这些运动和斗争，同时也关注采取了新的控制和支配技术的边界机动化的日常问题。这些措施的残酷性和致命性（“死亡政治”，我们可以跟着Achille Mbembe 2003年的著作说）不亚于旧形式，每天都在上演，例如，根据独立统计，自1988年至今，在地中海共有14921名移民死在去欧洲的途中（http://fortresseurope.blogspot.com，2010年2月2日）。
非正规化——既是自己人又是外人的主体（‘本质上的外人’，其原型由McNevin提出），处于容纳与排斥之间、内与外之间的边缘地带——的产生，是贯穿边界制度的斗争和紧张的重要部分。所以，的确是一个战略利害问题。由此可以看清，虽然当代移民管理制度最直接的效果是边境设防、改善收容/驱逐机制，但其目标不是排斥移民，而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从而剥削当代移民运动中过度的（自主性）元素。换言之，其目标不是把“富国”的边界封闭的密不透气，而是筑稳屏障体系，最终形成“移民劳工通过非法化积极容纳进来的过程”（De Genova 2002年著，第439页），即差异性容纳过程（Mezzadra、Neilson 2010年著）。
Claude-Valentin Marie在2000年经合组织报告中把这种非法化或非正规化过程与剥削相联系，报告指出，在非正规经济中处于“地下”状态的移民劳工，在很多方面象征了全球化的当前阶段（Marie 2000年著）。让我们试着来找出其中一些方面——经合组织报告中没有突出的方面。可以说，在“地下”或非正规移民这一主观描述中，劳动力的“灵活性”首先体现在工人的社会行为上，与施加在这种灵活性之上的最严厉的控制机制（甚至是否决机制）产生冲突。这一点不是要在“地下”或非正规移民中，找出阶级整体构成中的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而是把这个具体的主观地位当作透镜，借此来解读当代活劳动的构成：这种结构是一种复杂的集合，是恰恰由“灵活性”（流动）和控制这两者沿着多种多样的层理以不同的方式熔炼而成。按照其特点细分（Piore 1979年著），劳动力市场的范畴一旦从移民（尤其是当代非正规移民）的观点加以分析，就变得脆弱不堪。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之外，制度经济学和新美国经济社会学都指出劳动力市场这一表述的隐喻价值：劳动力“市场”缺乏“市场”存在的基本条件，即各独立参与者相互交换趋于均衡（参阅Althauser、Kalleberg 1981年所著）。关于当代移民，Harald Bauder引用Pierre Bordieu的观点指出，‘国际移民的劳动状况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化进程相联系’（Bauder 2006年著，第8页）。通过对边界的管制和公民权政策，民族国家——在上文所述的新兴国际移民管理制度的条件下——每天都参与到‘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政治和法律构造进程中，其中移民管理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根据这一观点，Bauder总结道，‘公民权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地位层级的机制’（出处同上，第26页）。非正规移民的地位是这个法律机制的重要部分：既是其产物，也是其运行的关键条件。在此情况下，对劳工移民的分析要转回到马克思主义范畴，本文中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虽然跟此处所引用的大不相同，Louis Althusser在晚期著作（参阅2006年）中写道：劳动力市场社会学使我们逐渐考虑到劳动力和资本的冲突，其中恰好危及支配和剥削的关系，而正好是基于人口流动的管理。这些关系与构成这些关系的暴力，不断对理论模型重新洗牌，并对其造成困扰，即使在最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传统中也是如此。笔者在此只提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争论尤其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涉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Grundrisse）（Negri 1991年著）中的两个概念：资本对活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分别对应的是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实际吸纳指的是，资本直接组织劳动和合作模式，增强劳动生产力，而形式吸纳指的是资本有限介入劳动力组织，此时增加剩余价值的唯一办法就是延长工作日。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着一种倾向，在马克思自身也具有，就是把两种吸纳模式的关系按照线性递进的观点，解释成由形式吸纳向实际吸纳的历史转变过程（Chakrabarty 2000年著，第2章）。对移民劳工进行的谨慎分析则质疑了这种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的解读，显示出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并存、“非物质”和受压迫劳动力并存，使“新经济”和带上新外壳的“所谓原始积累”的新形式之间的结构关联发挥积极作用（Mezzadra 2007年、2008年著；Hardt、Negri 2009年著，第229页和第245页）。
家庭、住户与社区
由于边境和移民制度的错综复杂，斗争、压力和暴力再次充斥整个移民过程（超越国境），并构成了移居者的主观体验。为此，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有必要回头看看国际研究中的“新正统观念”；它恰恰指向问题之一，并似乎对“移民自主性”赋予了最大空间：考虑了家庭和社区网络对移民动态和“接纳社会”中移民融合的基本贡献。长期以来，新古典主义假设理性个人这一抽象形象作为移民活动的主角，Alejandro Portes曾对此批判写道： ‘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个人层面将妨碍我们采用更为复杂的分析单元（家庭、住户和社区）作为说明和预测的基础，进而对企业造成不当限制’（Portes 1997年著，第817页）。只有通过后者，方可将社会经验纳入分析领域。现在，对于“新移民经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的批判以及社群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个体表现的批判，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二者明确的相似性。Michael Walzer的移民观点证实了这一相似性，鉴于“移民浪潮”对于美国的主要贡献在于，移民为容纳他们的社会带来了社群救济，这成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不断受到质疑的社会联系的情感补充（参阅，例如Walzer 1992年著）。我认为，该相似性告诫我们非批判性地利用家庭和社区网络。事实上很明确，因为Bonnie Honig已在其重要著作《民主与外国人》（2001年著，第82-86页）中指出，对于一系列强调大多数移民在重建社会角色和性别规范（在过去几十年中，因西方国家各种运动尤其是女权运动而呈现诸多问题）的效力的重要性的论述，Walzer的“进步性”启示很容易湮没其中。这一点即不抽象也不含糊：跨国婚姻中介是应男性对家庭性别角色正常化的需求而产生的，之后整个市场强劲扩张，并且满足认同女性“温顺忠诚”角色定位的人的此类需求，就是“家庭和丈夫的期望”（参阅，Honig 2001年著，第89页）。不言而喻的是，追求异国情调和怀有“新男性”幻想的崇外人士，一旦发现这些“温顺忠诚”的女性其实只对绿卡感兴趣时，便很容易转变为仇外者，并第一时间打包走人……
所以，我再次认为，对于这些行为堪比欧洲申根的性工作者的女性们（参阅，Andrijasevic 2003年著），正是她们选择的路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移民主观性的特殊视角。显然，基于理性个人这一抽象概念思考移民问题，并不是恢复新古典主义经济。从女权研究到移民问题，其间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正是因为其理论领域涉及激进的批判（参阅，例如更近期的文献，Ehrenreich和Hochschild 2003年著；Phizacklea 2003年著；Decimo 2005年著；Parreñas 2009年著）。无论如何，不断发展的移民女性化（参阅，例如Castles和Miller 2003年著，第9页）已成为此视角的特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此面临极度矛盾的变化过程。在一个针对罗马和洛杉矶的菲律宾佣人工作状况的著名分析中，Rhacel Salazar Parreñas（2001年著）揭示了逃离本国宗法关系的复杂过程、向西方感性和关心劳工的转变、“自由的”女性以及阶级和性别隶属条件的再现，这些势必成为当代众多女性移民活动的特征。针对“南半球”女性移民活动（尤其是维持出口加工区生产力的劳动力的迁移）的补充研究，可最大程度地给出更深刻精辟的见解（参阅，亚洲区域内女性移民活动，Oisha 2002年著）。例如，大家只需思考一下由Pun Ngai（2005年著）描述的当代中国国内重要的女性移民活动。据其人种学研究，她认为女性移民活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深刻矛盾的‘无声“社会革命”，它挑战了现存的城乡差距、改变了国家社会关系、重组了父权家庭、尤其改造了阶级和性别关系’（出处同上，第55页）。另外，中国围绕户籍登记的户口制度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移民体制，并成为国内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过滤、限制和恢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另见Chan 2008年著和Fan 2008年著），提醒这一点十分重要。这种情况导致了某些违规操作过程，并独立于我们在此所面对的内部移民活动；Pun Ngai分析了这些过程，其分析方法根据本书编者所谓的“移民政治”与“控制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加以适当描述。
然而，可以确定并有效证明（例如类似Pun Ngai之研究）的是，移民活动通常表现了传统归属制度的瓦解（毫无疑问，及其持续重建与重组），这导致移民形象无论在逻辑分析上还是政治上都难以立足，因为它常常出现于世界文学中：作为“传统”主体，完全植根于家庭和社区网络，对此（为了寻求慰藉或表达不满）出现了西方的个人观点。移民可定义为“过渡主体”，但我们必须清楚，此处的过渡概念并未隐含任何预定“目的”（比如说芝加哥学派的移民古典社会学——将“融合”作为过渡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谈论移民的主观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概念恰好不适用于多元化群体，并且理所当然地存在多种移民方式，这是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形成和划分的。然而，如果我们从移民自主性理论所提示的角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迁移，并认识到移民政治与政治控制的紧张关系，则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可通过不规则的矛盾状态这一角度，发现主观性及其特点（紧张、暴力和斗争）已作为战略赌注出现在流动政治中。反过来，我们可藉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最具有创新性的特征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意味着，将导致一种情况——经济、政治和文化间的传统区别已经模糊；谈到资本的利用与保值时，不能不提及对公民与“身份”转换的理解；谈到工人阶级时，不能不同时说明大量不可逆转的资产瓦解过程（我们发现，活劳动的主观性在这一过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挑战我们的政治想象极限
在我们下结论之前，有必要关注一个有关移民条件政治定义的深层问题。当我们确定了移民条件的典型特征并明确其自主性及过度因素（贯穿于视为社会运动的当代移民活动）时，我们应如何理解移民斗争呢？此时此地，他们将以何种视角表现自我呢？ 为了收集部分原始答案，并指出我们的政治想象极限，我想要列举两本近年来对理论-政治辩论贡献最大的书籍：Jacques Rancière的《分歧》以及上面提到的Bonnie Honig的《民主与外国人》。Rancière的论点列明于其著作大纲，此处本人略作简化：政治仅仅是一种使‘任何言语主体偶然平等（既非算术也非几何范畴）’再生的一部分主体化存在，它推翻了Rancière所谓治安（根据Foucault针对Polizeiwissenschaften传统的近期研究）的“基础部分”（分配结构）（Rancière 1999年著，第28页）。透过1996年（La Mésentente发表的第二年）的非法移民（sans-papiers）斗争事件，让人很容易想起Rancière全部论据的核心——“没有身份的部分”。事实上，Rancière本人是在强调“移民”怎样成为法国相对较新的主体时提出的这一观点，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二十年前会被称为“移民劳工”，并因此在当时“治安”体制的分配机制中获得明确的身份（出处同上，第137页）。对于实施移民身份控制并限制取得法国居住权的所谓“巴斯卡法”（Pasqua Law），Rancière曾在1993年发表于Libération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有所预测（Rancière 2009年著，第38~45页）。由于没有身份，移民“自然”成为“没有身份的部分”，且仅仅凭其主观性（如现代无产阶级尤其是女性斗争所示）便可导致政治行为，并因此彻底改变移民总体状况及来源。
Bonnie Honig以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析框架，复述了Rancière的推理脉络：通过对外国人的“崇外”形象 （代表给予主体）与外国人的“仇外”形象（代表从定居社会索取的人们）之间同源性的有力批判，Bonnie Honig给出一个极好的提议，即转换推理条件，将‘“索取”替换为入境移民对我们的贡献’（Honig 2001年著，第99页）。换句话说，Honig认为，移民公民（即使在极端排斥司法认定公民的情况下）的自我表现实践将使人们在结构层面上对民主的基础产生质疑；并将重新开启超越制度结构且朝向既深且广的方向（即超越国界）的深化和重新认定运动。Rancière的观点十分明确，在政治概念中，正是那些不属于“治安”体制的人们的要求推动了‘新权利、政权和愿景’的出现（处处同上, 第101页）。
这里形成的“政治社会”概念可以说挑战了我们的政治想象极限：Rancière写到，政治社会是‘干预、分裂、不规则和局限性的集合，它带来了平等主义逻辑，并将治安社会从自身中划分出来’（Rancière 1999年著，第137页）。对于移民活动，此理论适用于Étienne Balibar的研究路线，该路线开始于非法移民（sans-papiers）斗争事件中政治和理论热点问题，并指引他提出了‘自发争取公民身份’以及超越国界的‘混合’政治行动者的独特观点（Balibar 2010年著，引言），此外，该方法也可作为移民自主性部分手段，用于开展与公民概念相关的政治和理论实践。我们采用某种方式对公民身份运动与司法和制度框架加以区分，并且从移民日常经验层面上的公民实践角度观察移民运动与斗争，从而使Engin F. Isin所谓的‘必然与习性相割裂’的‘公民行为’成为可能（Isin 2008年著，第18页）。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提，就“非法公民”（或者稍有区别的“未批准但已获认可”公民）的“实践”及其政治动员分析而言，我们尤为重视的是移民（尤其是非正规移民）直接行使权利的时机（Rigo 2007年著，另见本卷中Rigo的论文；Sassen 2006年著，第294-296页）。正如Judith Butler针对美国在2005年和2006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非法”移民上街行使法律并未赋予他们的权利，即和平集会权与言论自由权）所写道：‘他们行使这些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这些权利。权利主张的最初要求是行使权利，而非权利的效力’（Butler；Spivak 2007年著，第64页）。
结论
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所强调的那样，移民主观性理论的总体特征就在于，（非法）移民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法律地位相互独立。这种情况必然导致Butler所谓的“效力”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它通常产生于“极端民主”理论，而Rancière和Honig均以该理论为指导。当前，根据移民自主性理论，非正规移民运动与斗争倾向于战略性，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问题尤为戏剧化。Engin Isin（2009；另见McNevin 2006）所强调的法定公民身份（主张权利的权利）的激进分子规模，例如在1996年法国非法移民（sans-papiers）运动中的表现，在我看来对公民身份和移民的理论探讨给予了最大促进，但它并未触及Butler所述问题的实质。更为普遍的是，存在一种以割裂方式思考当代批判性和极端性辩论中的政治倾向：Rancière称之为‘中断临时舆论的单一政治时机’（Ranère 2009年著，第7-9页）。
这一趋势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些最感兴趣者均试图对非正规移民的斗争加以解释。我承认这些尝试及其理论结果的重要性。但我同时强调另一斗争时间性的重要性，该特性并非事件或舆论所固有：我认为，以冲突和团结创造暴动的潜在条件的重要实践的时间性，以及例如法国1996年前后实践的时间性，使非正规移民有机会在未经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行使居留权。从这些实践中可以发现，非正规与正规移民之间的界线通常较为模糊，并开启了一个空间，其间可建立不同联盟和共同场所，以供移民和其他斗争主体在不同的和更具前途的指引下相遇。
虽然非正规性出现并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流动政治角度下的深刻矛盾条件，但该理论同时强调，它不仅成为控制政治与移民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的厉害问题，也正是我们理解、想象和重新确立政治社会（即社会合作与生产的共同条件）的关键。移民自主性理论的支持者决不认为可将（非正规）移民理解为一类“先锋”或“革命主体”。本文更试图在广泛的分析框架中设置非正规性分析，并藉此从活劳动及其主观性的角度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转变的状况。在该框架中，同时分析了关键政治概念（如公民身份和主权）的转变、移民制度和运动以及移民斗争。毋庸多言，基于当代活劳动不均匀性及其构成的极端多样性而进行的集体和长期研究及政治项目，将是移民自主性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结果（Mezzadra 2007年著）。非正规性是（可能保持）这种研究和政治项目中的关键战略厉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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